序赵山林19、20世纪之交，京剧和秦腔、梆子、粤剧等地方戏曲蓬勃发展，争奇斗艳，昆曲则以各种方式勉力传承，以图留雅音于一脉，北京、上海、天津等大城市的戏曲市场总体繁荣，各阶层的观众队伍日渐壮大。与此同时，作为当时西方新技术成果的留声机、唱片传入中国，某些商家敏锐地抓住了初步显露的商机，促使艺术与技术、艺术与商业不失时机地相互结合，戏曲唱片这一新鲜事物的应运而生。从此，源远流长、丰富多彩而又依赖口耳相传、难以原声原貌传之久远的中国戏曲，有了一种新的保存和传播途径。随着众多戏曲艺术名家的倾心投入，“此曲只应天上有，人间能得几回闻”不再成为戏曲爱好者的感叹，借助唱片，戏迷可以循环往复、从容不迫地欣赏戏曲那种“感心动耳，荡气回肠”（曹丕《大墙上蒿行》）的美妙音乐，“闻其声如见其人”成为许多戏迷的艺术享受。可以说，唱片的出现，对于戏曲受众面的扩大和进一步普及，对于戏曲艺术的传承和艺术水平的提升，都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。关于戏曲唱片在上海的流行，清光绪三十二年（1906）颐安主人《沪江商业市景词》中有《留声机器行》二写道：伶人歌唱可留声，转动机关万籁生。社会宴宾堪代戏，笙箫锣鼓一齐鸣。买得传声器具来，良宵无事快争开。邀朋共听笙歌奏，一曲终时换一回。顾炳权编著《上海洋场竹枝词》，上海书店出版社，1996，第133页。可见距今110年前，圆盘唱机和戏曲唱片已经在上海流行开来。戏曲唱片的流行，甚至影响了戏曲艺人与票友的心态。孙宝瑄《忘山庐日记》1902年10月21日记云：“自西人留声机器输入，于是凡精此技者皆大喜，以为吾辈所长，亦可不朽。”孙宝瑄《忘山庐日记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83，第582—583页。传统的观念，以“立德、立功、立言”为三不朽，此处以留声留艺为不朽，也是一种值得注意的心态变化。正因为具有多方面的价值，戏曲唱片逐渐引起社会有关方面的重视。除国家重点支持的老唱片拯救工程之外，有关研究成果也逐渐涌现，有些问题的研究相当深入，给我们以有益的启发。但相对于浩如烟海的戏曲唱片，相对于唱片与戏曲关系所涉及的社会生活的诸多层面，这一研究的拓展空间还是巨大的，而针对某一时段、某一地区的戏曲唱片的整体研究成果甚少，也使我们觉得有研究进一步开拓的必要。正是从这个意义来看，赵炳翔君本书选题有其的价值。说本书选题有其的价值，是因为上海与戏曲唱片的渊源实在是太深了。上海是中国唱片的发祥地，绝大多数戏曲唱片都是在上海生产与发行的，而且代表了戏曲唱片的艺术水准和技术水准。赵炳翔君生于上海、长于上海，长期从事音乐、戏剧研究工作，对于音乐、戏剧艺术既深爱之又深知之，从事这项研究具备得天独厚的条件。本书的成功，先在于构思和撰写过程中贯彻了明确的方法论意识，即以民国史、社会生活史、戏曲史、都市文化学为研究基础，综合运用戏剧戏曲学理论，从田野调查、文本分析与唱片实物考察三条路径的结合上进行研究。本书从宏观上对民国年间上海戏曲唱片发展脉络作了梳理。作者从留声机的传入与上海唱片业的形成、民国年间戏曲唱片的灌制与生产概况，以及民国年间广
戏剧史－研究－上海－民国